因祈雨不灵，鲁穆公拟处罚巫师，在西方人类学史上也有相似的例子。

因为墨家的精神动力不在王官而在民间，故无须同基督教/基督徒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和标签符号，只须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力行精神来以实正名即可。黄治基在《耶墨衡论.跋》中曾回忆：忆童时，从师受举子业。

墨学之所以中绝千年，其与儒家文化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是重要原因，但也因此具备了他者的视角。未来的墨家基督教神学，理应首先在民间情态而不是王官学层面进行探讨。同样既然能重光，就一定具备可能性，即不仅寻找到在中国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还能进一步探讨，在儒家基督徒之外，是否存在墨家基督徒的可能。譬如墨家的非儒主张及其对儒家的反动可以体现在：（1)以兼爱非仁爱(2)以非命非有命(3)以明鬼非无鬼(4)以天志非天道(5)以薄葬非厚葬(6)以性染非性善(7)以相利非唯义。耶墨并提长期以来在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墨学发展史上的失踪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拥有一丝真理并不代表拥有一丝神性，对话的过程同样应该允许择善固执，这也是卡尔.巴特的新正统神学理论中以基督为中心的护教神学基础。考察历史上墨家非儒和基督教反儒的内在义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疑问，此种倾向是根植于中国孔孟精神的。

比如说，作为信仰对象的儒学是指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的哪一部分呢？在今日世界，你打算提倡古代儒学的哪一部分来作为中国人和世界人的信仰内容呢？你难道不知道儒学是中国封建帝王制度的意识形态么？什么理由使得现代人要把两千年来的帝王意识形态当作新世纪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呢？还不说在这里是否有任何实行的可能性的问题。   儒学，今后应该是，借助一切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手段予以彻底研究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之对象。也就是：不宜把各种不同性质的课题系统混杂在一个领域内随意交叉比论。那么黄先生和其他哲学家们是否愿意花时间为此开辟新战场呢？此外，即使在西方哲学内部，也须进一步辨析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根本区别(这已是涉及三个宽窄不同哲学领域内的问题了：东方与西方。

现代学者的思想智慧应该表现在能否提出有效的、有意义的设问系统，而不在于机械化地编排现存历史文本。我们应当号召万千人众去读早已过时的那些儒家知识论么？我们应当鼓动现代人去机械背诵古代文典么？非也。

况且仁字的绝妙意涵，还具有丰富的象征学价值(参照拙著《仁学解释学》)。后者就是我所说的孔孟伦理学。质言之，首先区分孔孟伦理学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然后区分孔孟的伦理态度学(或心术学)和作为其实践手段的历史性知识论(古人已知：手段是必须与时更新的)。实际上，新时期学人必须全面深入地检讨过去、现在以规划其未来。

如果指后者，就会马上遇到所指含混的问题。仁学则可分为两个部分：经验主义的部分，它可直接应用于现代信仰宣导任务，此时它属于B范畴。仁学，不应导引我们参与对孔子作为儒教教主之膜拜，而应使我们尊崇孔孟作为思想家以强化伦理实践理性的提升(中国国民劣根性首先表现在乐于崇拜被神化了的个人，其精神极易为各种伪神所控制而失去自主理性和意志)。试看今日台湾知识界还剩下多少儒家思想？在台湾长年宣扬无效之后今日又意图通过其国外汉学弟子使其(借助大陆广狭两义崇洋媚外之氛围)转战于大陆。

海外新儒学的最大的反解释学倾向就是泥古，即用幼稚的直意方式在现时代去重复古代圣贤话语，不懂得应当区分历史上的永恒人性(善与恶)和知识论、技术论方面的历史暂行性。两套目标虽间接相关而不必混同。

如果儒学指前者，大致说，所指基本上是明确的，即中国儒学思想史。而越来越多的大陆中青年学人已不满足于简单化地沿袭海外新儒家和汉学家的论述了，因为大陆学人今日的理论视野早已超越了海外儒学——汉学综合体的眼界。

至于黄先生打算为此孔孟伦理学建立形而上学基础的抱负，又因涉及伦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方面而非可轻易解决。   d. 生活儒学必然须避免古代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国内呢？国学即将成为全球文化商品市场内的新品牌，以招徕于世界，一如国术等其他国宝的作用一样。简言之，如果目标和方法相互不合辙，就等于是两方面浪费了功夫。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儒学网》主编黄玉顺先生不久前寄来了他的文集①，黄先生的文集、来信和两三年来与他网上交流的经验，使我决定趁年节之际借题发挥一下，提出一个虽相关而未必完全切题的普遍性建言，以期调整和深化黄先生有关今日建构新儒学的理念。

这个进一步纯化孔孟学的对话平台，将一方面区隔于儒学思想史研究(作为与中国古代文史哲艺历史研究相关的客观学术实践)，另一方面区隔于一般哲学伦理学研究(作为现行哲学史学术的一部分)。黄先生的问题其实直接与此学术规划策略学有关：学术理想层次和社会现实层次，实际上应该先分离而后沟通，此沟通却并不是指可以把两个层次随意连接起来。

   我的两卷本儒学伦理学研究未曾译成中文，这使得我的儒学研究未能为国内儒学学者充分了解(黄先生却特别在其网站上刊出了该书的中文详目，读者可参照)。我们应当在全球商业化时代逆流而进，促使人们关注伦理学层面上的根本信仰问题。

我们的指导是理性精神，而不是海内外学术偶像或大师(偶像化和大师化，往往是商业化时代垄断学术、聚势夺名的行销性手段而已)。   c. 生活儒学企图最终为新的儒学建立现代化的形而上学基础。

历史思想标称在现代语境中的替换，导致思想运作的目标和基地内部结构之系统的调整，相信其研究和实践的效能均将随之明显提升。一个人可以关心任何话题，但只能运作有能力处置的话题。   这种前解释学的名词混乱性，当然也部分地源于学者目标的混合性：学术研究(A)和信仰主张(B)。当然，实际上，仁学可涉及上述理想和现实两个层次而产生不同的知识搭配关系，以及相关于上述理想与现实这两个不同的学术思想实践领域。

不过郑先生对西学和港台知识的理解却极欠深入和条理，其学术得以在海内外流行(我和罗蒂亲自听见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主持郑家栋讲演会的汉学家墨子刻称，郑为中国今日最佳儒学家。不顾理智运作层次区分的必要而急于贯通之，乃今日各地儒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所在(职业的运行当然是另一回事，什么课题材料都可以永远在科教系统内运作下去)。

一者是集体性制度，另一者是个人性思想。于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儒学学者如何消化西方理论以及如何将中西学术理论相互结合？港台美华的儒学家是否已形成足可为大陆儒学效法的现代学术楷模了呢？    中西哲学对话或结合的另一条渠道为中西比较哲学或中西比较文学。

须知，儒学之精华即孔孟学，而其要义在于君子学：即心术学，也即动机学。   在这里我将向儒学学者郑重呼吁调整两个历史名词的现代用法，即区分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个标称：仁学和儒学。

简言之，后者与今日跨学科理论方向和哲学中心论方向的区别有关。   记得我的第一篇网文就是张贴在《中国儒学网》上的。钱穆和梁漱溟等强调的儒家优秀政治传统究竟指的是什么？他们的思想观念如此混混沌沌，在今日中国亟待吸收现代政治学说以创建新型政治社会之时，竟如此肤浅地以为可以通过政治复古主义来复兴中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水准呢？甚么叫经学，它是指皇帝制度(硬件)所运用的神圣意识形态工具(软件)。   我提出的现代仁学任务的构想，一定会被儒学研究者认为过于空泛而脱离社会文化之现实要求。

This paper appeals in earnest to the scholars of Confucianism for the revision of contemporary usage of two historical nouns, or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wo sig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They are " theory of benevolence" and " Confucianism" . Theory of benevolence is in reference to the ethical thought as individual thought in the pre-Qin days, while Confucianism is in reference to the phenomena of synthetic systems and the ideology of feudalistic politics as collective systems in the post-Qin days. Confucianism had passed away along with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feudal age. However, theory of benevolence is able to exist forever since it fits in with the general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ature. The basic question fo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s to establish " theory of benevolence" as a discipline in place of the ambiguous " Confucianism. " 【日    期】2006-12-20 【关 键 词】仁学/儒学/伦理学/实践Confucianism/Theory of Benevolence/collective system/individual thought/replacement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2-0071-06    自从2006年10月中旬返国参加学术活动以来，我产生了与新时期人文学者深入交流的强烈兴趣。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

这些学科网络为一切有关儒学的研究设定了研究制度与规范，它们有着强大而稳固的、超越政治立场歧见的中外学术联合系统来作为其运作基地，并有效地投入了全球化学术市场运作。顺便指出，我在此强调的仁学和儒学的对比或对立用法，不仅有其历史上的根源，而且特别有其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根据。

另一方面我们又须根据现行条件来规划眼前生存实践之所需。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